摘要：在曼哈顿唐人街的黄金年代，双语路牌是在美华人影响力的象征。100多年来，曼哈顿唐人街的居民用中国各地方言给街道起了非正式的名字。这些小小的路牌，承载了华人移民在这里成长、衰落和演变历史。《纽约时报》的记者亚伦·赖斯（Aaron Reiss）...
在曼哈顿唐人街的黄金年代，双语路牌是在美华人影响力的象征。100多年来，曼哈顿唐人街的居民用中国各地方言给街道起了非正式的名字。这些小小的路牌，承载了华人移民在这里成长、衰落和演变历史。
《纽约时报》的记者亚伦·赖斯（Aaron Reiss）和丹妮丝·卢（DeniseLu）注意到，近些年来曼哈顿唐人街这些带着历史文化印记的双语路牌，正在逐渐消失。而这些路牌消失的背后，是唐人街华裔人口的外流和华人居民生活重心的转变。
事实上，不止在曼哈顿唐人街，波士顿、旧金山、奥克兰、芝加哥等美国多个城市的唐人街都在发生着类似的微妙变化。
21世纪以来，由于唐人街房租和物价上涨，不少华裔居民搬出了唐人街。随着人口越来越少，那些留下来的老字号、老居民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也面临着生存危机，与此同时还有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种族仇恨犯罪事件。
这些让唐人街居民对未来的生活深感不安，不少曾将这里当作实现美国梦第一站的华人开始感到困惑：美国唐人街的黄金时代真的过去了吗？唐人街的未来在哪里？
Mobilus InMobili, CC BY-SA 2.0, via Wikimedia Commons
曼哈顿消失的中文路牌
曼哈顿唐人街是纽约市的九个唐人街街区之一，是当地华人生活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最早一批华人移民至美国的年代，曼哈顿的唐人街街道还没有“官方的”中文名字，当时的华人只是在私人信件、报纸、和商铺橱窗装饰中，按自己的语言习惯为不同的街道起了中文名。
直到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的《移民和国际法》取消了海外移民的来源地的人数限制，为许多来自亚洲和非洲的移民放松了国籍和种族的门槛。法案顺利通过后，许多华侨华人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唐人街华人居民人数也随之快速增长。
为了让许多初来乍到、对英语不熟练的新住户早日融入当地社会，曼哈顿唐人街地方组织美国华人商会与纽约市交通部协商后，交通部第一次为大家在街口装上了带有英文和中文双语的路牌。
AddisWang,CC BY-SA 3.0 , via Wikimedia Commons
随后，曼哈顿唐人街的经济随着越来越多移民的融入蓬勃发展。到了1985年，这片街区已经成为一片粤语移民、福州话移民、闽南语移民、普通话移民等多地移民共同居住在一起的多元化社区。
在当时，华人聚集地的规模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扩张了不少。后来的华人华侨在更新的街道上住下，不少新的华人店铺在曾经的意裔聚集地、犹太裔聚集地上开张，交通情况也比当年更加复杂。
为了缓解交通障碍，当地华人地方组织计划为更多街区安上新的双语路牌。纽约交通部规划了唐人街扩展以后的街道情况，新制作了155个双语路牌。这些双语路牌和前一批路牌相同，街名还是基于粤语中的台山话和广州话翻译，同时还邀请了由著名书法家、时任华侨学校教务主任谭炳忠亲自为40个新中文街名题字，为唐人街的街头注入了一丝新的文化色彩。
时至今日，这些双语路牌还在为南来北往的游客和唐人街住户指引着方向。但因为美国交通运输部《道路交通管理标志统一守则》没有强制要求设置双语路标，双语路牌有损坏后就会被修复路牌的工作人员替换成普通的英语路牌。
双语路牌随着时代的变迁，在不知不觉中慢慢消失，到如今纽约曼哈顿唐人街的20多条街道上，只剩下了101个双语路牌。
尽管当地华人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双语路牌缺乏保护的情况很让人痛惜，他们不希望双语路牌成为“一次性工程”。但在2001年的911事件后，曼哈顿唐人街的住户们面临金融危机、桑迪飓风袭击、新冠疫情的限制措施、亚裔种族仇恨犯罪案频发等一连串打击，不少老住户因此不得不搬离了心爱的社区。
留下的人，对唐人街现状的关注方向逐渐转向社区组织和示威活动。例如反对金丰大酒楼关张，反对在社区中心地段建造新监狱，反对最近的城市重新区划、社区士绅化以及迁移问题。公园和广场处处都能见到反亚裔暴力的抗议活动。
在这些人们更为关心的斗争面前，双语路标这样的议题似乎变得没那么重要了。甚至有一些人根本没有注意到路牌消失的情况。
曼哈顿唐人街的双语路牌，Hard Seat Sleeper, CC BY 2.0,via Wikimedia Commons
美国唐人街的困境
不止在曼哈顿唐人街，波士顿、旧金山、奥克兰、芝加哥等美国多个城市的唐人街都在发生着类似的微妙变化。
这些城市的唐人街街道上，空置的商铺和房屋，似乎都在表明唐人街作为一座城市中国文化中心，其影响力正在逐渐减弱。根据当地住户反应的情况来看，这是几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不断被推高的房屋租金和房价，导致唐人街收入较低的华人们考虑到其他的地方居住。
以奥克兰的唐人街为例。奥克兰的唐人街原建于19世纪70年代，是中国劳工生活、购物和工作的场所。奥克兰的唐人街最早在20世纪50年代加州废除了有歧视性的住房法案之后，第一次出现了人口外流的情况。
在1968年，当时奥克兰市议会批准了唐人街的重建计划，当地住户的想法是吸引其他在美华人带着资金改造唐人街。但就算有市政府的支持，唐人街仍难为重建项目筹集到更多资金，直到 20世纪70年代，奥克兰唐人街找到了新资金来源，那就是来自中国香港的投资人。
许多唐人街住户和小商户们担心本地出现“高档化”的情况，高额消费会包围低额消费，最后他们整体无法承担在唐人街里的生活成本。但当时商业发展的需求比反对声大，之后尽管当时当投资商和地方组织安排了经济型适用房，住房压力依旧压在了当地住户身上。
经中国香港投资人精心打造，太平洋复兴广场在1991年建成，广场附近包括一系列住房、购物中心、图书馆、文化中心等便民设施，可以说环境十分适宜居住。但问题在于当时广场周边房价高达数十万美元一套，而当时唐人街华人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不到1.2万美元，价格远不是一般住户承受得起的。
唐人街的房价上涨也和整个加州湾区房价上涨的情况息息相关。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奥克兰唐人街住户的租金负担已经上升，在1990年更是从27%上升到36%。而到了2015年，据研究数据统计，奥克兰唐人街有71.6%的住房单元是出租房，估计有近一半的家庭要缴的租金和唐人街的家庭收入中位数差不多，有些租金甚至比中位数还要高不少，有31.3%的住户生活在贫困线上。
唐人街之前的生活也和“高档化”相差甚远。在高端的商城建造起来前，大量生活在唐人街内的人口依靠传统的、消费水平较低的小商户生活，因为唐人街内的小商户所销售的商品、提供的服务、和中餐厅大多面向华人。对于小商户来说，华人聚集的密度越大，他们的顾客也就越多，收益也就越大。唐人街的小商户和住户互利互惠，创造了与美国本地社会不同的“小社会”。
但在这个“小社会”也受限于形式单一，住户和商户两方都难以维持在唐人街里的生活。如果住户因为无法负担房租而离开后，小商户就失去了收益来源，也更不容易在当地招到新员工，不得不靠唐人街的游客消费为生。而如果是小商户搬走，也会当地住户失业，不得不到离唐人街更远的地方找工作。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租房的住户和商户很容易受到驱逐暂停令的影响。
但即使忍受着高租金压力在唐人街生活下来，近两年随着新冠疫情的来袭，防疫措施限制了人口流动，让唐人街商户生意大打折扣，失业率也上升了。再加上疫情带来仇恨犯罪和抢劫案飙升，唐人街居民的生活已经不堪重负。
还有一些其他问题也在困扰着唐人街。比如许多唐人街建筑都很陈旧。一些组织的领导人担心，这里不能给下一代华人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
与此同时，伴随着唐人街华裔的人口的减少，下一代人和企业迁往其它地区生活，大量孩子随父母离开唐人街，一些学校正在被遗弃。
Californiathegreat,CC BY-SA 4.0, via Wikimedia Commons
纽约市唐人街合作伙伴关系地方发展公司的执行董事的惠灵顿·陈表示：“没有孩子，任何社区都不可能有未来。”这必将会影响到唐人街未来的经济、教育、文化发展。
这让许多华人对唐人街的未来感到悲观。甚至有已经离开唐人街的华人认为，“有一天，唐人街或许会成为一个地标或成为一个旅游景点。”
唐人街的未来在哪里？
华人小商户是唐人街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于来到美国的第一代华人来说，小商户可以为他们带来在美国继续生活下去的机会，和一份归属感。唐人街的未来在哪里，将取决于它的改变。
老四川餐厅的冯经理和超群饼家的赵老板都认为唐人街应该跟上时代的步伐。
赵老板表示：“只要有发展，就会出现‘高档化’情况，‘高档化’是发展的副产品，但有发展意味着这片地区做得很好。我们不能只能退后一步说‘你在高档化街区’，然后什么都不做。”
和芝加哥唐人街一样，旧金山唐人街上的商户老板们也在面对唐人街的变化。
嘉美珠宝的陈老板（Stephen Chan）认为唐人街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新的餐馆和商店是富人越来越富有的标志，他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在我看来，一半的餐馆和一半的零售店不会回来。”
金门饼食的陈老板（Kevin Chan）则预计会有更多西方化、更现代化的企业在旧金山唐人街上开店，但这些新商户和老唐人街的感觉完全不一样。陈老板说，附近新开的餐馆里的很多顾客“只是吃完就走，他们没有真正融入唐人街社区。”
由此看来，对美国各地的唐人街来说，如何留下传统的老商户，如何拥抱业态的同时改变唐人街落后现状，成了两个都需要考虑到的问题。
新老商户面临不一样的情况，改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纽约亚洲主题餐厅连锁店华馆（PF Chang"s）在收到的数百万美元的薪资保护计划贷款之后，顺利度过了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销售额甚至还翻了一番。但一些唐人街的老餐厅，例如开张了47年的合诚茶楼，还有已经营业了42年的喜喜烧腊饭店却不得不关张，让后来纽约唐人街的饕客更难有机会品尝到传统的广式菜肴。
在原址上新开业的喜喜烧腊，图源：喜喜烧腊官方Facebook
对于老商户来说，劳动力老龄化是疫情冲击前就暴露出来的问题。《华盛顿邮报》统计表示在唐人街餐厅工作的厨师通常是50多岁到60多岁，这些大厨多年的经验为顾客们带来了一道道丰盛的佳肴，但少有年轻人来接手他们的工作。
许多唐人街都报告了老龄化的情况，。据人口普查数据统计，旧金山唐人街5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48.3%。数据中最突出的一项是80岁以上的人口，在旧金山92个街区里，8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10.2%，排在第七位。
旧金山当地历史最悠久、参加人数最多的在美华人组织中华公所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称，由于公所成员年龄偏大、资金不足，他们很难给当地高龄华人提供更多帮助。
中华公所曾用自己的号召力和人脉帮助在美华人找到工作，维护在美华人的利益，提高大家的凝聚力。在大家的努力下，在唐人街上出生的华二代的生活条件会比父母一代好很多，越来越多人有机会搬出唐人街拥抱新的生活，后续的新移民得益于新环境，认为自己不需要依赖地方组织。
新移民也和老移民不同，新来的华人分散在城市里的各个选区中，难选出有对唐人街有利的市议员。
芝加哥华埠更好团结联盟（CBCAC）的执行董事格蕾丝·陈（Grace Chan）表示，唐人街中心的新开发项目推高了租金，迫使居民移居到附近社区。
结果由于选区划分，华人难以选出议员代表。芝加哥唐人街属于第25区，但另一个华人聚集地布里奇波特的亚裔占总人口的40%，这个地区却是第11区的一部分。
在2019年，虽然所有竞选第25区市议员的候选人都认为，将华人居民吸引到同一个城市选区非常重要，但要改变唐人街、为华人发声，光靠第25区的华人们也不行。格蕾丝·陈认为，还有许多其他族群生活在第25区，如果这些居民对唐人街的改造计划态度冷淡，那么市议会也很难听到属于唐人街的声音。
